放贷的悲剧——从《威尼斯商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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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世界,借债与放贷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在今天的文章中,苏锡嘉教授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说起,聊了聊企业借债放款这件事。他认为,借款人和放款人的关系除了商业往来,更应该是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信托。以存贷款为主业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核和把握是后续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的关键。

放贷的悲剧——从《威尼斯商人》说起

2022年初从国外回来,因疫情关系需要在酒店隔离两周。与世隔绝,斗室盘桓,三餐之外,打发时间唯有读书。趁此机会,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梁实秋译,中英文对照)粗粗读了一遍。说来惭愧,这么经典的莎翁名剧,我还是第一次老老实实从头看到尾。

四大喜剧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威尼斯商人》,说的是犹太富商夏洛克(Shylock)向一位威尼斯商人安图尼欧(Antonio)放贷三千元,约定三个月后归还。贷款虽不收利息,但到时如不能还款,夏洛克可以从安图尼欧身上割一磅肉来抵债。到了还款日,安图尼欧凑不到钱还债,夏洛克便要威尼斯公爵秉公办事,按契约让他从安图尼欧身上割一磅肉。虽然安图尼欧的朋友愿意为他加倍偿债,公爵也反复规劝,但夏洛克不为所动,坚持要割下对他而言毫无用处的一磅肉,而不愿接受贷出去的巨款。公爵请来的高人在劝解无效后判定夏洛克可以按契约割一磅肉,但不能流一滴血,也不能比一磅的分量多或少一丝一毫。夏洛克立刻傻眼了,问能不能反悔并取回贷款。但他的请求被拒绝,家产被处置,还被强迫改信基督教。欠债还债的那一方由悲转喜,完婚团聚,一场欢喜收场。

虽说是喜剧,但梁实秋认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富于悲剧性的,我读起来也觉得悲剧意味甚浓。虽然夏洛克的得寸进尺和蛮横凶狠令人气愤,他狼狈的结局和两手空空的下场又满足了观众对善恶必报的期望,但德国诗人海涅却认为(根据梁实秋的转引),除了几位女性人物,夏洛克其实是剧中最体面的男人了。夏洛克所做的,不过是一个长期被迫害的人睚眦必报的不妥协而已。

《威尼斯商人》的剧情都是围绕着借债放款展开。债务融资无疑是最古老的商业行为之一了。债务就是放款;既然有放款,就会有催账;既然有催账,少不了要动肝火。《世说新语》中的阮裕,自备有车,乐意借予他人使用。一次因为有人欲借而不敢开口,愤而自责焚车。这样乐意出借的债主毕竟少见。催债人的嘴脸一般都不是令人愉悦的。为人熟知的芭蕾舞剧《白毛女》通过杨白劳和黄世仁截然不同的人设,把债权人的不义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意识中。催债人的无情和狠毒固然难以让人认同,但换个角度想一想,要是债务人都拒绝还债,债务融资的大门就被关上了。没有债务融资,哪里还会有今天繁荣的经济景象?

读着《威尼斯商人》,不能不对借债放款问题的是是非非感慨不已。

放贷的悲剧——从《威尼斯商人》说起

虽然借债放款全球通行,但中国人普遍保守,传统上是不愿意背上债务的。即使有债务,也是以小额短期为主。我小时候,国家有一个很引以为豪的说法:我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今天回过头去看,这差不多就是自缚手脚。不借债,代价是发展缓慢。债务用好了,就是用别人的资源帮助自己发展;而债权人也可以赚取一份利息,尽管他并没有付出与财富创造相应的努力。所以,借债放款做好了是双赢,做不好有可能两败俱伤。

在莎士比亚时代,民间的放款取利受到宗教教义的影响甚至约束。这些约束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负债要不要偿还,以及放债能不能计息。《圣经》虽然没有说欠债必须还钱,但做人不能亏欠的道理则是写得明明白白。《罗马书》告诫,除了爱不要亏欠别人任何东西;《诗篇》中也说,神不喜悦那些不按时偿还债务的。至于能不能计息,似乎多少留了一些可作不同理解的空间。《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明确要求:你借给兄弟的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都不可以取利,但又说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兄弟却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上帝在你要去占领的土地上,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何为外方人?有人认为就是敌人,敌方阵营外的非本教的教徒也不可以收取利息;也有人认为非本教的教徒就是外方人。犹太教徒一向采取后一种解释,所以比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更早从事有息借款的金融业务。换言之,按照犹太教的教义,夏洛克完全可以收取利息却自愿放弃了收取利息的权利。

莎士比亚本人对借债放款持避而远之的谨慎态度。在另一出戏剧《哈姆雷特》中,他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教育年轻人:不要当债奴,也不要当债主;借贷会让你在失去钱财的同时还失去朋友。(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他讨厌的是挥霍无度,到处设法举债来满足私欲的生活态度:只要有钱,我就要借账,不管凭交情还是凭名望。(Where money is, and I no question make, To have it of my trust or for my sake.)

再回到《威尼斯商人》。需要借钱的其实是巴珊尼欧(Bassanio),安图尼欧只是担保人。巴珊尼欧为什么要借钱?为了装体面去博取一位富家孤女的欢心,去得到她和她的妆奁。借钱的目的并不高尚,还债的能力也非常可疑,还债的主要希望都在担保人身上。而担保人手上并没有可变现的资产,让他具备担保资格的是漂浮在海上的几条货船。从债务管理的角度看,夏洛克对借款人的背景调查和资格审核是不到位的。如果夏洛克对借款人有明确的资格要求并对放款有严格的管理流程,这笔款估计就放不出去,后面的种种冲突和难堪也就无从谈起了。

可见,以存贷款为主业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核和把握是后续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的关键。放款人为了款项的安全,需要把部分风险转移出去,方法无非是抵押和担保。所以,银行放款有所谓关注三品的说法,即产品、押品和人品。所谓产品,就是借款人的经营是否稳定,产品是否能正常销售和回款;押品指的是抵押物的可控程度和变现难易;人品无非是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信用记录和为人是否可靠。三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司法环境和社会的契约精神。在《威尼斯商人》中,没有产品和押品,人品似乎也不怎么可靠,唯一可依赖的是有法必依的精神和不折不扣按契约执行的传统。看来,要维持一个良性运作的借贷市场,外部环境的健康和严刑峻法的传统比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更重要。

放贷的悲剧——从《威尼斯商人》说起

借款人和放款人的关系除了商业往来,更应该是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信托。这种关系一旦掺杂进其他复杂的是非曲直,放款条件和还款意愿就会扭曲。在三千元借贷发生前,夏洛克和安图尼欧关系如何?夏洛克恨安图尼欧把钱借给别人不收利息,把威尼斯放印子钱的利率都拉低了。在夏洛克眼里,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想着有机会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报这一段旧仇。而安图尼欧对夏洛克也是极尽侮辱之能事,辱骂,把痰吐在他胡须上,像踢野狗似把夏洛克踢出门外,还余恨未消地说以后还会这样做,如果夏洛克继续收取利息的话。虽说夏洛克声称把所有的侮辱完全忘去,但显然他没有如此的气度。于是,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寻常的结果。

《威尼斯商人》的戏剧性来自非常出格的违约处罚:从安图尼欧的胸口割一磅肉。夏洛克声称定这个处罚是出于闹着好玩(in a merry sport),从当时的情况看确实应该是玩笑的成分居多。安图尼欧的船队只要回来一两艘,偿还区区三千元债务完全没有问题,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富商朋友。所以安图尼欧对这份契约是满意的,认为夏洛克够交情(Content, i’faith: I’ll seal to such a bond, And say there is much kindness in the Jew)。谁知船队全军覆没,尽管事后证明是误传。那些富商朋友一个个也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虽然他们对这份严苛的契约心知肚明。

一份不合人情、有悖常理的契约要不要履行?剧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公爵明显没有更改履约条件的权力和意图;安图尼欧除了抱怨和求得同情,也没有废约的权力;唯一可以废除契约的是签约并可以据约获取利益的一方。无论是大权在握、名动天下,还是群情激愤、众口嚣嚣都不能动摇契约铁一般的约束力。非如此不能建立规则社会。虽然几百年过去了,我们对规则和契约的敬畏还远远不如当年的欧洲。这,足以让我们自省和思考。

安图尼欧的富商朋友在他为如何才能凑到钱还债发愁时,一个个如隐身般都不见踪影,等到夏洛克在公爵府邸坚持不肯改变契约规定时却又纷纷表示愿意拿出钱来。其中的教训是明显的:债务危机时指望有朋友挺身而出是不现实的。动不动就拍胸脯的朋友,大多在需要他们帮忙时避而不见,等到雨过天晴时又会出来卖个顺水人情。一旦有债务危机,即使朋友愿意帮忙,也要按市场规则厘定分寸,否则真会朋友和钱财两头落空。在乐视和恒大债务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朋友,我猜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刻薄一点说,如果夏洛克更精明一些,把契约写得更滴水不漏,喜剧只好改成悲剧了。比如,契约规定割一磅肉必须由债务人自行完成,安图尼欧就很难全身而退了。由此可见,债务契约的细节设计对后续的履约关系重大。这就是为什么设计复杂重要的债务合同都需要有符合资格的律师参与。对于中介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做企业的应该借重和尊重。但是,中介也是商业机构,也是以营利为目的。中介擅长专业服务,更擅长自我保护,经营企业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以为万事交给中介就天下无忧了。适度的参与和不时的过问既是对企业的保护,也是对中介尽心履责的提醒,这并不妨碍你对中介的尊重。要知道,市场上得益最大的永远是最挑剔的客户。

放贷的悲剧——从《威尼斯商人》说起

资金借贷对工商活动有放大规模的作用,所以也被称为杠杆。规模通常意味着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意味着议价能力,也意味着摊薄成本的机会。这就决定了市场和投资者首先会用规模来衡量、评价企业,企业把规模当作自己的追求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在股权资本扩充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债权融资就是企业的必然之选。

前几年的一项研究(曾绍华等,2014)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1.1%,非上市公司为64.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英国分别为22.7%和32.7%)。高负债对规模扩充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2015—2020年,A股市场资产规模增长最快的5家公司(欢瑞世纪、顺丰控股、北汽蓝谷、浙江建投和协鑫能科)无一例外都在负债率上升最快的7大公司之列。收入增长和负债率上升也有类似但稍弱的相关关系。高负债也给公司带来利息支付和本金偿还的巨大压力。

对数据完整的2254家上市公司的分析显示,2018—2020年,利息费用占费用总额小于1%的差不多有1000家(1024~1082家),大于5%的有近300家,个别公司的利息费用占比接近100%。债务融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规模扩张的同时稍不留神就摧毁价值。事实上,那些破产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倒在了现金断流、债务爆表、经营难以为继这些问题上。债务的可怕我们这些不在市场中打拼的人都时有所闻,难道那些赫赫有名的企业家还不知道?当然知道,但对债务负担的这点疑惧在规模扩张的诱惑前不值一提。更何况,企业做大了难免有大而不倒的侥幸心理。据说海航的当家人当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借多了你就睡得着了,因为现在睡不着的肯定不是你了。没有了敬畏心,企业的结局料想也好不到哪里去。殷鉴不远,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本文话题由阅读梁实秋的译本引起,到这里忍不住要说几句与梁译本相关的题外话。

梁实秋的译本颇符合他学者的身份,书中加了不少译注和背景介绍,对我这种初读者帮助极大。梁译莎著,译笔有赞有贬,但以一己之力完成全集的翻译,其毅力和坚持让读者肃然起敬。重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提议者是胡适,在他的倡议下,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这五个欧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摩拳擦掌,下决心合译全集。聪明人的热情起得快,消退得也快,加上身兼多职,分身乏术,很快便纷纷退出。最后只有梁一人坚持了下来,断断续续花了三十年时间将莎翁全集译出。梁实秋曾自嘲说,译莎翁全集者需三个条件:1. 没有学问于是不会改道去做研究;2. 没有天才所以不会去搞创作;3. 活得足够长。他自谦地说,因为自己三个条件都具备,所以最后完成了这项工作。其实,支撑他坚持下来的主要是对胡适的承诺,是父亲的叮嘱,是妻子在背后长期默默的支持。

有志者事竟成,翻译如此,做企业也不例外。有志还不够,还要活得长。人能不能活得长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握;相反,企业的生存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活下去是硬道理,希望做企业的在诱惑面前能始终牢记这个道理。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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