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为做青蒿素临床主动感染痢疾，获奖后捐赠256万用于科研辛芷蕾X感写真上线，一袭亮片紧身裙，气质优雅妩媚动人（屠呦呦团队青蒿素领域新突破）

2015年10月5日，伴随着卡罗琳医学院代表宣读的声音，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新鲜出炉。在三名获奖者中，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赫然列在其中，让全世界在同一时间认识到了这名伟大的科学家，这名为人类重大疾病奋斗终生的医学研究泰斗——屠呦呦。

颁奖词中写明了她的获奖原因：青蒿素，一种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的药物。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疟疾已经是一种只存在于书中和新闻里的疾病。我们多年没有见过它，在今年的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宣布中国获得“消除疟疾认证”。

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广大非洲地区，疟疾依然是夺走当地人民生命的死神一般的存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全球仍有41万人死于疟疾。在2014年的《世界疟疾报告中》，患者人数为1.98亿人，死亡为58.4万人。这已经是从世纪之交开始，各国不断向非洲捐献蚊帐后取得的成果。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或许可以感觉到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对世界防控疟疾有多么巨大的帮助，她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绝对称得上实至名归。

这位已经九十一岁的老人每当提起自己的研究成果时，绝对会高声告诉所有人：“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即便是她的名字已经天下皆知的情况下，她依然说：“青蒿素不是我屠呦呦的，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

青蒿素的研究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而是始于四五十年前。在毛主席的时代，它与“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并称为“新四大发明”，有人称之为中国医药界的“两弹一星”，可见其重要性。

在那个时候展开针对青蒿素的研究，实际上是“应运而生”。

最早的疟疾治疗药物名为“金鸡纳霜”，它源于金鸡纳树皮的提取物，其中最有效的成分为奎宁。

后来，人们又找到了奎宁的替代物氯喹。这两种药品作为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从19世纪开始为人们治疗疟疾、控制疟疾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两百多年过去了，疟原虫进化出了对奎宁的抗性，这种原本的“特效药”变得越来越不好用。

青蒿

上世纪60年代疟疾在全世界范围内再次肆虐，东南亚地区的疫情甚至到了无法控制的状态。典型代表就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军队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已经在战争之上.

与此同时，侵越美军在1967至1970四年期间就有足足80万人感染疟疾。一时之间，谁能更好地抵抗疟疾竟然成了这场战争的“胜负手”之一。

科技实力更加强大的美国率先行动。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疟疾委员会，组织了大量科研机构开展抗疟新药的研究。

然而，直至越南战争结束，美国筛选出的共计二十余万种药物中，竟没有一种能够起到令人满意的抗疟效果。

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的越南无力自己研究，转而向中国求助。时任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来到北京面见毛主席，请求中国政府拿出一种办法帮助越南抗疟疾。

胡志明

毛主席在福建工作时也曾经感染过疟疾，深知患者的苦痛，于是一口答允了下来。

1966年，毛主席正式做出决策：“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 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 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

带有一定军事色彩和政治色彩的抗疟特效药研究自此开始。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和部署下，1967年5月23日，中国医药界“523项目”正式启动。

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李国桥带领一批顶尖医学研究者成立了一个针灸小组，他们深入疟疾高发地区，实地进行摸索和治疗。

毛主席与胡志明

为了更高地验证药效，李国桥甚至主动感染疟疾以实验“针灸疗法”。然而，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1969年，屠呦呦正式以中医研究所科研组长的身份加入了“523项目”之中。她为这个项目带来了新的方向——中医。

此前，曾经有五百多名科研人员专门对有记载的中药药方进行了一遍筛查，但没有从中找到大家认为有用处的东西。前人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资料的情况下，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

她用两年多的时间收集了两千多个药房，精选为640个。对这些药方进行研究和实验后，她与同事们筛选出了两百余个重要提取物。可惜，其中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的也只有40%。

这段时间的屠呦呦忙得不可开交。她忙于收集和整理历代医学书籍，从中筛选出与疟疾或者相关疾病有关的药方，仔细斟酌每一味药物。

她不断请教老中医，以获得一手的知识和材料；她还要一封封拆开群众来信，试试看能否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

最终由她来找到突破口，也称得上那句“功夫不负有心人”。某天，“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的名作《肘后备急方》时，从一个药方中获得了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

这段话令屠呦呦醍醐灌顶，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经过初步实验，青蒿对鼠疟有60%到80%的抑制率。

如果说就凭这一句话，就神奇地确定了青蒿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很快从中提取出有效成分的话，那科学研究便无异于小说了。

实际上，青蒿只是诸多被筛选而出的中药中的一种，同它一样进入备选的还有数种过往筛选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物。

在对这些药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但好在总有人坚持着要去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8年《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名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这样问自己：“氯喹不可超越，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这名研究员就是屠呦呦，她也正在坚持走自己的一条全新的道路。

当我们提到科学研究“道阻且长”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发明家爱迪生的例子，想到他为了发现最好的灯丝材料，进行了数千次实验。

青蒿中有效成分的提取过程其实同样艰难：仅仅对青蒿这一味中药的提取实验就进行了百余次，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第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百分百的有效抗疟成分“醚中干”被找了出来。

这一次次的实验，并不是在大家想象中的现代化的、各种设备齐全的医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当时的中国，哪里具备这样的条件。

屠呦呦和她的组员们自己买青蒿，用土办法加热或者浸泡。加热是最开始摸索的办法，没能提取到任何有效成分。

屠呦呦在总结了实验结果之后，认为可能是加热破坏了其中的有效成分，于是就用了更加“土”也更加辛苦的办法：用乙醚提取。

其实就是将青蒿用水泡一段时间后，再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就这样进行到第191次实验时，“醚中干”才浮现了出来。经过实验，它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都达到了百分之百。这绝对是一个可喜的成果。

在临床之前，有效样品还有最后一步路要走：如何制成成药？成药需要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在当时所有药厂都关门的情况下，制备临床用药几乎是“天方夜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屠呦呦还是用了“土办法”。她和助手一起买回了七个大水缸来代替实验室的提取容器，自己亲自上手提取。

乙醚并不是一种温和的化学药品，它对身体是有害的，需要实验室的通风系统来进行防护。

但在“土办法”实验中没有这样的条件，大家最多带个口罩算作是防护。在这样的提取环境中，许多科研人员出现了流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没能幸免——她不幸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疟疾是一种季节性的传染病。依靠蚊子进行传播的疟疾只有在夏天才方便进行提取和实验，进入冬天蚊子不活跃，疟疾也很难感染了。

如果在当年不能出成果，等到第二年再进行实验，那么新药现世起码要再等一年，因疟疾而死的人也会更多。这是一名医者的济世仁心。

这一成果由屠呦呦在1972年3月全国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汇报了出来，百分百的实验成果立刻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关注。

很快有医疗机构将这种方法用于临床：1974年10月到12月间，相关医疗机构用黄青蒿素治疗疟疾18例，得出结论：该药品对疟原虫的毒杀效果快于传统的氯喹。

这一次的临床用药可以说是大成功，随后这种方法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用青蒿素和简易制剂临床治疗了两千例疟疾，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青蒿素在治疗疟疾方面是绝对的“奇效药”。1975年，新品成药研制成功，青蒿素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

少有人知道，在这份成果的背后是科学家舍己为人的付出：因为在动物临床试验中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包括屠呦呦在内的三名医学工作者主动感染疟疾，亲身实验青蒿素的毒副作用，屠呦呦更是第一个进行临床试验的人。

她们在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悄悄感染疟疾，用青蒿素来治疗。所幸，在人体上青蒿素没有显示出毒副作用。

如今的中医科学院院长曾经感叹：现在往回看的话，这种方法是不太科学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什么办法，“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

2000年开始，青蒿素类药物开始在全球推广，并作为首选抗疟药物.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已经达到3.37亿人份。这些药物，拯救了不下几十万条人命。

最重要的是，从植物中以并不复杂的方式萃取中的青蒿素类药物价格低廉，一个疗程只需要仅仅几美元，治得起病的人越来越多。

在医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屠呦呦的爱人李廷钊记得，她在最忙的时候每天心里眼里只有青蒿素，每天回到家的时候身上都是一股洗不掉的酒精味道，身体也坏了。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中学同学，两人于1963年喜结良缘。婚后屠呦呦的科研工作愈发繁忙，她几乎没有时间花在生活琐事上，而这些事情就全部交由李廷钊来做。

屠呦呦自己也承认：“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

有一次屠呦呦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明，打开自己的箱子时人们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这就是没有“老李”照顾的结果。

李廷钊也好，身边的朋友们也好，对此都没有所谓的“传统”看法。她的朋友称赞她“心胸开阔”，“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

虽然多年来李廷钊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也被称为“屠呦呦背后的男人”，但他本人的优秀也足以令大多数人仰望。

1955年屠呦呦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同时，李廷钊已经在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留学，并于1960年取得硕士学位，先在钢铁厂工作，后来又到五七干校。

夫妻两人的工作其实都不清闲，没有人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女。大女儿年纪小的时候，屠呦呦正在海南岛进行科研实验，李廷钊也在五七干校中忙于工作。

两人只能咬牙将不到四岁的孩子送去了托儿所全托班，年龄更小的小女儿则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

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使得母女之间的亲情并不那么浓烈，当夫妻二人将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她甚至不大愿意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对母亲最早的印象则是在3岁多的时候。那时屠呦呦好不容易从自己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会到宁波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李军记忆中第一个清晰的片段，就是在外公外婆家门口的巷子里远远看到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不停喊着“小军，小军！”这时的孩子头脑中还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认识自己。

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描述中，屠呦呦在工作上都有一份难得一见的执着，或许这是为什么她会甘愿将家庭放下。

2011年，她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获诺贝尔奖后，又在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也意味着我国这一奖项的一个“潜规则”被打破：不授予两院院士之外的人。

是的，屠呦呦并不是一名院士。她获奖的时候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也没有院士头衔。

人们送给了她一个称号：“三无科学家”。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另一个角度的“三无”屠呦呦：没有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没有奖金。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 她发现了让人类可以更快战胜疟疾的药物。

中医科学院原院长曾经模仿过屠呦呦急得拍桌子的模样，并调侃说：“能让她眼睛发亮的，只有青蒿素。”

平时的屠呦呦并不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人，但每次遇到专业的问题，她都会无比认真，其他事情则并不会特别上心。

获奖之后，她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媒体采访，这也使她成为了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

屠呦呦的身体的确不大好，她多年来都在和化学药品打交道，其中有一些对人体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伤害，这些都影响了她的健康。

她会以此为由拒绝媒体的采访，却从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体而停止研究。在八十几岁的高龄，她没有选择“退休”，尽管她的荣誉已经足够名垂青史，而是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又发表了十余篇科研论文，其中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申报了多项专利。让她停不下来的，还是青蒿素。

自青蒿素提取物被用于临床后，它一直是最有效、且无并发症的一种有效疟疾联合用药。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称，全球疟疾防治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疟疾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病之一。

此前定下的阶段性目标：“在2020年前疟疾感染率和死亡率下降40%”或许难以实现。该目标无法实现有许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了抗药性。

面对这一结果，屠呦呦团队又开始了进一步研究，试图解决疟原虫抗药性日益增加的问题。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如果产生了抗药性就只有换药这一种方式可以选择，但在科学家眼中，产生抗药性与用药方式等也有关系。因此，屠呦呦力图找出青蒿素类要素的作用机理，以此破解抗药性的难题。

经过三年多的实验和攻坚，屠呦呦团队在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以及治疗手段调整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她们提出了全新的治疗方案，包括适当延长用药时间、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部分辅助药物等。

这一成果在2020年刊登在了国际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并且在临床引用中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与此同时，屠呦呦团队还发现了利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效果也十分好。

截至2020年，该实验已经进行了三期，其中一期的结果显示志愿者们都没有发生非预期不良事件。或许在七八年之后，双氢青蒿素将成为治疗红斑狼疮的又一种特效药。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限制防控疟疾的其他原因中，有一条是科研经费不足。

屠呦呦为此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她将获得诺奖所得的400万瑞典克朗，约合265万人民币全部捐赠于科研，其中约两百万都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创新基金以奖励年轻的科研人员。

她说：“希望这对中国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起到激励作用。”

截至目前，青蒿素复合疗法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得非洲疟疾致死率下降了66%，五岁以下儿童的疟疾死亡率下降71%。

一位科学家、一名医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绝对称得上一句“悬壶济世”了。而青蒿素作为一种从传统中药中提取而出的物质，作为一种被中国科学家发现并推广的特效药，也被冠以“中国神药”之名。

也是因为从中药中发现了抗疟疾的特效药物，屠呦呦经常被人问及：“您就算是西医还是中医呢？”对此，屠呦呦常常笑而不答。

她的学生回答称，她对所谓的中西医之争并不关心，也不关心自己的研究所谓的“归属问题”，甚至“是否是科学”的争论。

屠呦呦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古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分享到它的好处。”

她坚定地认为，传统中医是一座宝库，而现代科技可以提高中药疗效。这正如毛主席所批示的那句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如今，将中医推向世界也在走着坚实的步伐：由屠呦呦团队成员等专家联合撰写的青蒿素等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有望纳入国际权威医学教科书《牛津医学教科书》中。

该书主编曾经说：“这一切都是中国科学家接触努力的结果。”

《诗经·小雅》中有一《鹿鸣》篇，其中大部分人熟悉的是后来被曹操借用在自己的《观沧海》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其中还有一句叫做“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蒿”，在《诗经译注》中便被解为“亦名青蒿，香蒿”。屠呦呦与青蒿之间不解的缘分，或许早已经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