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河国家立项报告（红旗河国家立项了吗_）

最近关于藏水入疆建设红旗河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早在46年前就有一支专门在新疆找水的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这支部队为探明新疆特别是南疆的地下水情况付出了巨大努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周恩来总理陪一位外国元首到革命老区延安访问,他老人家发现这里群众的生活仍很困难。特别是有的地方，老百姓连吃水都要到十几里之外去人背驴驮.当地的同志反映,缺水是制约老区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的一个突出因素，总理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北京后,总理立刻找国务院有关领导和国家地质部的同志来商量此事.然而,得到的情况更令他寢食难安.地质部的领导告诉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的版图上,仅雪线以下还有 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水文地质资料是一片空白.这些地方大都在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贫穷地区）地区.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是戈壁大漠,就是高原荒野, ,施工条件十分困难。按目前的施工能力,要把这些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勘探清楚,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水的问题不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时时刻刻把人民疾苦挂在心上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共和国成立已经二十多年了,对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作为人民的政府不能再拖了.经过多方研究、论证,总理向党中央建议,组建一支特殊的部队去完成这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就这样,经党中央同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1974年6月,我军历史上一支以“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组建起来了.我有幸成为这支部队的第一批新兵,被分配到92支队第905大队（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部队边组建边集训，经过几个月的专业技术培训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1974年11月到1975年2月,由陆军和空军工程兵改编的三个师（支队）、12个团（大队）的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几万名官兵,分别从不同的地点乘坐载重卡车和闷罐子火车、装运着各类大大小小的工程机械及部队施工所用的新的“十八般兵器” ,千里大行军,分别开赴位于大西北、大西南、及华北、东北广大地区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 、河西走廊和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打响了填补我国水文地质资料空白的攻坚战！

参加这场大战的官兵中既有曾经爬过雪山草地、抗击过日本侵略者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过伤、立过战功的老英雄；既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参军的老战士,也有参军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新兵；既有行伍出身的军人,还有一批从其他兵种选调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系统选调的水文地质专家。

我所在的905团承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1：20万比例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施工地域东起吐鲁番地区的库米什盆地,西至位于中巴边境喀喇昆仑山脉的帕米尔高原.北至天山山脉到今中吉、中哈边境，南至阿尔金山和西昆仑山脉。这一区域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共五个地州和吐鲁番地区的一部分,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有我国最大、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非洲撒哈拉的流动性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面积就达33万平方公里。那是被人们誉为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气候变幻无常,一年四季狂风肆虐,沙尘弥漫.而且极度干热,年降水量不到40毫米,蒸发量则达到2400毫米,有的地方常年见不到一滴雨.夏季地表温度可达摄氏70多度，是天然大烤箱 。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一年四季穿皮袄”就是它的真实写照.还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的高寒山区和高山草原,也包括山高缺氧,海拔3600米～5200米的西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地区.

极度干旱和缺水,不仅严重地制约了当地农牧业生产和工业的发展,就连人畜饮水也十分困难,大部分群众饮用的是又咸又涩、浑浊发绿、极不卫生的涝坝水.因此,南疆地区不仅是新疆的贫困地区,也是全国的贫困地区,也是各类地方病高发区.因此,早日探明和开发出清洁的地下水,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造福各族人民,巩固边防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1974年11月打前站的部队进疆调研开始,到1975年3月团机关和直属分队最后一批进驻库尔勒,我所在的部队全部进入预定的施工地点.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部队没有营房,团机关住在库尔勒临时租借的几排平房里,直属分队和后勤修理分队就住在自己在地上挖坑,用芦苇把子搭建的地窝子里.野外施工部队住宿就更差了,只能住帐篷,如果能碰上牧民转场后闲置的羊圈,在里边过夜遮风挡土,那就是天大的福份了.那时是学大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和 “先生产后生活” 的创业精神,,因此, 在七十年代,施工部队一直未能住上统一的营房.以致有的战士从入伍到退伍竟然没有到过库尔勒,不知道团部是什么样。

部队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0.54元,粮食39斤,而且以粗粮为主.那时当地农民很少种菜,新鲜蔬菜是稀缺品,红豆腐、盐巴拌煮黄豆是我们下饭的主要副食品.而那些在大漠戈壁、崇山峻岭、荒郊野外、远离村舍施工的干部战士就更难见到新鲜菜了.冬季有大白菜、土豆吃那就心满意足了.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同志全身脱皮、面部浮肿、嘴唇裂口。

施工区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不是茫茫无际的荒原、沙漠、戈壁,就是高寒缺氧的山区,交通、通信联络十分困难.高温、严寒、狂风、沙暴、洪水、雷电、高山反应时刻威胁着官兵的生命安全。

部队管理难度大难以想像，施工其间，部队高度分散,，战线长达上千公里，点多、面广，时常点与点之间相距几十至几百公里不等。

当时，除了从地方选调的专业技术人员外，对于绝大多数官兵来说，搞水文地质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设备没有见过，许多技术术语听不明白。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就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之下，全团官兵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和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急边疆各族人民之所急，发扬我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打响了这场特殊的攻坚战。

在部队服役其间，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我既在一线施工部队从事过物探测量，也曾在机关和前线指挥所协助首长工作，有机会到各野外施工部队调查研究，还两次作为团里派出的工作组到连队蹲点，多次到基层和施工一线采写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事迹材料。每次采访都让我感动不已，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许多人的名字、一些具体日期、具体地名已经记不清了,但许多事情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我记得：1976年夏,原基建工程兵一位名叫肖鹏的老首长来我们部队检查工作，当他看到部队住的是地窝子、羊圈、帐篷，天天吃包谷面发糕和红豆腐，用拌盐黄豆下饭，怎么也不肯吃食堂特意为他做的小锅饭，特别是当他看到野外施工的干部战士冒着烈日在40多度的高温下奋战在沙漠戈壁，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由于吃不上蔬菜加上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一个个又黑又瘦，嘴唇烈口流血、脸、手一层一层掉皮时，十分感动。他拉着一个年龄只有17岁的小战士的手，心疼地问：“小鬼，苦吗？”这个小战士高声回答：“报告首长，只要能早日完成找水任务，再苦再累心也甜！” “好，好，好！”这位爬过雪山草地，吃过草根树皮，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将军热泪盈眶，拍着小战士的肩膀连说了三个“好”字。

当连队领导向这位老首长汇报说,部队坚持对干部战士进行“三安三荣”（安心边疆、安心部队、安心当基建工程兵，以苦为荣、以当基建工程兵为荣、以建设边疆为荣）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人人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时，老将军说，现在是和平年代，战士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吃不好怎么能干好工作呢？他反复叮嘱连队干部，一定要把伙食搞好。

这位将军回到北京后,把部队的实际困难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引起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几十吨大肉罐头、水果罐头、脱水干菜、压缩饼干，从北京发到我们部队，国务院批准给我们这支部队实行“特种本”供应。从此,部队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几十年过去了,有战友聚会提起这件事时，还在怀念这位关爱官兵、体贴下属的老首长。

我记得：1977年4月的一天,我们一个钻探中队在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库车县境内的戈壁滩上，苦战三天两夜，刚刚支起帐篷,竖起钻塔,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突然间狂风大作,瞬间风力达到10级左右,风吹塔衣,将几十米高的钻塔拧成麻花,两顶帐篷连根拔起,连同战士们的被褥、锅碗瓢盆 一起被狂风卷走,情急之下,有人大喊一声：“抱住钢管！”几十名官兵紧贴地面,死死抱住一根根钢管才躲过一劫.

我记得：1976年7月,我们一个地面普查中队一次在塔里木盆地执行任务时, 由于工作区在沙漠里,只好从当地雇用了六匹骆驼作为代步和运送仪器、帐篷的工具.夏日的塔里木盆地太阳似火,烤得沙漠地表温度达到70多度,官兵们穿的胶鞋被滚烫的沙子烫得变了形.眼看还有两天就完成预定的任务了,但由于气温太高,素有“沙漠之舟”的骆驼一匹接一匹倒在了沙漠之中.面对死亡的威胁,驼工不肯再向前走,牵着最后一匹骆驼返回了. 为了争取时间,早日完成任务,官兵们义无反顾继续前进,直到完成预定任务.待返回营地时,一个个又黑又瘦,惊得留守的同志都不敢相认.

我还记得：1976年夏,我们一个钻探中队在阿克苏一个靠近沙漠、远离村舍30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执行任务,由于运水车途中发生故障,又无法与营部联系,官兵们 只好用柴油机循环水解渴、做饭,那个味道实在难以下咽.而这样的事经常发生.1978年7月,我在一个钻探中队蹲点期间就遇上了.炎炎烈日,口渴难忍,可饮用水断了,看战士们大口喝漂着一层油污的柴油机循环水,我实在喝不下去.然而,盛夏的戈壁滩,骄阳似火,嗓子眼干的冒烟,我也只好喝了.但那水入口后难以形容的恶心味及入腹后肠胃的难受劲,让我终生难忘.

我还记得：二区队（营）七中队（连）在一次执行钻探任务中,由于地层突然发生变化,泥浆浓度不够,井壁坍塌, 钻机开始剧烈振动,发出刺耳的声音,随时有埋钻的可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队长向天寿大喊一声：“快搅泥浆！”随之奋不顾身,纵身跳进泥浆池,用四肢搅动泥浆, 一旁的战士也纷纷跳进泥浆池奋力搅动,终于止住了坍塌,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我还记得：四中队在一次完成一眼勘探井施工任务后,要转往另一个井位,当时车辆紧张,上级让他们待命.然而,施工任务繁重,时间不等人.中队长苏炳强问大家：“当年铁人王进喜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人拉肩扛给钻机搬家,难道我们就不能吗？”“能！”战士们异口同声、斩钉截铁的回答打破了荒原的宁静.苏炳强二话没说,扛起一根百余斤的钻杆、迈开大步向10公里外的新井位走去.在他的身后,几十名干部战士肩扛钻杆、钢管，抬着机台木和沉重的机器，像一条巨龙,在千古荒原上 劈荆斩棘一路前行.连续四天三夜人拉肩扛,官兵们的双肩磨烂了,脚上打起了血泡,但一个个紧咬牙关,没有一个人下火线. 提前一个星期开了钻.

我还记得：在位于罗布泊深处的辛格尔沙漠区,在位于中巴（巴基斯坦）边境的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在位于中印边境的西藏阿里地区,我们的干部战士冒严寒、战酷暑、同缺氧、高山反应搏击、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查清了那里的地上地下水资源,还发现了具有开发价值的几处地热资源.就这样,水文地质部队的官兵们,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边防的巩固,为了人民的幸福,发扬人民军队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于1980年10月提前半年完成了国家交给的最为艰苦地区的224万多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完成钻井进尺累计80多万米，还为各族群众打人畜饮水井、农田和草场灌溉井两千余眼。当我们这个团在大漠边缘的“苦水区”库米什地区、包头湖农场打出水量大，水质好的甜水井时，在严重缺水的柯坪县、乌洽县、阿合其县、皮山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县为群众抽出哗哗的地下水时，在南疆交通要道库米什兵站、乌什塔拉道班、三叉口、以及一些边防部队、哨所打出优质水井时，当地领导、各族农牧民群众、边防官兵无不欢欣鼓舞。一些维族老大爷、老大妈用手捧着井水热泪盈眶，连声说：“共产党亚克西！”“解放军亚克西！”

时间可以磨灭一切，但那些在共和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忘不了赵魁伟、刘炬、彭合朋、苟思亮、杨振祥、邢玉昆、王子瑞、贺捷、王志英、张友荣、闫吉山、冯彦策 、马民超、马学礼、刘凤举等军师团指挥员，他们坚持深入大漠戈壁、机台、帐篷，靠前指挥，和战士们一样喝涝坝水、吃脱水菜，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我忘不了卢业林、宋风玉 、潘一心、陈海泉、宋慎斟、李长泉、朱光杰、王维元、苟文国、 余恒琦 、丁贵军、田二柱、岳秀玲、曲秀石、金岳桥、张家禄、付天看、孔繁利、梁文玉、員志江、张景范、刘恒、李耀辉、石荣超、郭子俊、马耀威、邓继英、李喜德、潘桂英、等一批从全国水文地质系统、一些大专院校选调参军、专门培养以及在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他们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严格把关，科学分析，给国家提交了一份份优质的水文地质成果报告；是他们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手把手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我忘不了苏炳强、宋振峰、丁天佑、史仁午、杨再忠、火焕杰、邵万均、王少平、彭惠民、余世坤、刘兴树、肖国元、黄雪飞、毕振进、王登木、石宝民、龚光友、陈谋奖、贺朝全、向天寿、代生恩、周廷全、等一大批营连干部，是他们带着年轻的战士们长年累月转战于千里戈壁沙漠和风雪高原，汗水洒遍了南疆的山山水水，为国家取得了第一手水文地质资料，为边疆的发展无私的奉献了青春和聪明才智。

我忘不了和我同年入伍又一起顶酷暑、冒严寒、住帐篷、宿戈壁、吃干菜、喝涝坝水从事物探测量，朝夕相处的物探分队老战友李树旭、张步银、杨志才、任忠文、赵如刚、蒋传斌、白永红……，我们共同把脚印留在了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把汗水洒在了戈壁大漠，用青春铭刻了一段人生历程。也忘不了连续几年一同在前线指挥所工作，上过喀喇昆仑山、到过边防哨所、去过大漠深处施工连队、一块睡过大通铺的老战友卢昌富、吴文祥、门世雄、林义秋、徐正玉、杨春欣、李志忠、王恩刚、童忠福、陆宏柱、潘玉起——

我更忘不了我在电法班的同班战友敖显周、还有在野外普查、钻探施工中献出年轻生命的海贡布、郑大茂等战友们，他们永远地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他们中有的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唯一的希望和寄托，有的结婚才几个月，有的牺牲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生命的花朵还未完全开放就凋零了。由于条件所限，他们的尸骨大多就地埋在了沙漠戈壁中，没有坟茔、也没有墓碑。当时的抚恤金标准是：每人350元。他们的亲属没有一个向部队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

二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昔日的老首长、老战友不知他们都在何方，是否安好？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有的已离开人世，驾鹤归去；有的光荣离休退休，在不同的地方颐养天年；有的成为一方党、政、军要员，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有的进入商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云，成为富甲一方、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企业家；也有的成为下岗职工，年过半百为了给孩子挣学费，还在四处干零活；更多的则是回到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无闻的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的像候鸟一样，随着民工潮南下北上，去东今西，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城市，靠打工维持生计）。

虽然我的战友们际遇不同，人生轨迹各异，但我想，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那段投身军旅、为国为民找水的战斗经历，会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刻下深深的烙印。提起这段经历，每人都会有讲不完的故事。

一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代代人奋斗不息推动的，当我们享受现代生活时，不应忘了前人的贡献。当我们看到昔日的荒漠绿浪滚滚、瓜果飘香变为绿洲；昔日的小镇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昔日的瀚海油气滚滚，机声轰鸣；昔日又苦又涩的涝坝水被清澈的自来水取代时，我们可曾记得那些找水的大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