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利群院士的“一系列意外事件”（骆群画家简介）

2013年骆利群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于次年4月在入院仪式上签字

15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30岁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教授，46岁入选美国文理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就是从上海走出去的世界顶尖华人科学家——骆利群。而他，却谦虚地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归纳为“一系列意外事件”。

儿时，他就是上海的“活地图”

1966年，骆利群出生在上海。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年代，骆利群所在的小学教室不够用，于是就两个班级合用一个教室。这样，他每天只能上半天课——一个班上午上课，下午就要腾出教室来给另一个班级使用。当时，身为大学老师的父亲和中学老师的母亲，经常要带学生去工厂或农村“学工学农”，也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儿时的骆利群并没有远大的抱负，他最初的理想是长大后做一名公共汽车司机，因为“公共汽车司机非常威武，整个车都要跟着他跑”。骆利群回忆说：“当时为了这个理想，我特意买了上海市地图，整天研究，还对着地图一遍遍坐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从起点到终点，直到把整张地图背了下来。到哪儿去坐几路车、坐几站，我都知道，甚至有人管我叫‘活地图’！”他现在投身于神经图谱（brain map）领域的研究，或许与儿时的这段插曲有点关系。

1977年高考恢复，吸引了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走进考场。那一年，骆利群刚好10岁，正在念小学四年级，但他却赶上了中国“科学的春天”。而后的5年时间里（小学2年加上初中3年），他被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迷住了。骆利群坦言，当时有一张照片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照片内容是邓小平和陈景润正在握手。他感慨地说：“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而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虽然没有完成，却是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骆利群是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尤其是读到陈景润走路时也在思考数学问题、结果头撞到电线杆上的故事时，更加感动。这篇报道给当时只有11岁的骆利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由此产生了数学竞赛。记得我们上海市有一年出了个全国数学竞赛第一，名叫李骏，人称‘小陈景润’。”骆利群回忆说，“从此大家开始对数学感兴趣，如果你觉得老师上课讲得太慢，可以买数理化自学丛书自己看。”有趣的是，如今骆利群与已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的李骏成了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出游。

另外，还有两个对骆利群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他们虽然都是教语言的老师，对数理化不太懂，却早早地给儿子灌输了要认真学习的思想。母亲更是把他安排在自己任职学校隔壁的小学就读，还给他买了一套数学自学丛书，使他在初中阶段就自学了不少高中数学。而他碰到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可以“近水楼台”，向母亲的同事讨教，因而其数理化水平一直高于同龄人，这对他后来考上中科大少年班帮助很大。其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念小学四年级时要学外语，学校让每个学生通过抽签的方式在英语和俄语中选择一门学习。虽然父亲教授的是俄语，但骆利群却抽到了英语，这亦为他日后到大洋彼岸深造打下了语言基础。

15岁，他一举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1981年，骆利群15岁，初中即将毕业。恰逢要搬家，离就读的华师大一附中距离远了。为了留住这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老师不让他转学，许以“免费、免试升入高中”的“好处”，但同时又怕这个卸下了考试包袱、经常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疯玩的学生会影响别人复习迎考，便建议他尝试报考中科大少年班。“反正考不上也没关系”，老师的这句话，消除了他的心理压力。就这样，骆利群在那年的高考前两个月被安排坐进了高二的教室（那时高中只念两年），直接从第二轮高考复习开始准备。结果，这个从未念过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顺利地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少年班’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任意选择课程。当时的本科是五年制的，前三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随便换班学习，直到后两年才被分到各系。”骆利群回忆道：“在中科大的五年时光，为我今后开启科学领域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得以心无旁骛地念书，老师们也是毫无保留地把知识教给我们，学习氛围实在太好了！”

进了中科大，到底学什么好呢？这对当时只有15岁的骆利群来说是个难题。而最终选定生物学，也是误打误撞。刚开始骆利群对物理很感兴趣，毕竟那是一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学科，能够探索世界的本质、解释自然现象，这深深吸引着骆利群。然而，母亲却希望他大学毕业后仍能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边。在得知儿子喜欢科研后，母亲告诉他物理研究所大多在北京，而生物研究所多在上海，希望儿子选择学生物。骆利群心里很矛盾：“很多生物学家从小就感叹自然界的美妙，看到生物标本觉得有趣，而我却没有类似经历，何况当时生物学还有许多未明之物、未解之谜。”权衡再三，骆利群决定同时选读物理和生物，结果“学下来对生物还真有了感觉”。不过他也说，当时中科大的生物系只是从物理系的一个专业脱离出来的，没有科班老师，主要是讲物质结构。虽然对该领域的真正了解还不能算多，但终归打开了一扇大门，“踏上了生物学这条船”。1985年，骆利群被中科院生化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1986年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郭沫若奖学金”。

留美，他成了斯坦福大学教授

高考恢复不过半年，邓小平又作出了重启“留学之门”的指示，而且要“成千成万地派”。正是这份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一个全新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著名的美籍华人、分子生物学家吴瑞先生于1982年创办了生物学领域首个大型国家公派留美博士生项目——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在短短8年时间内共招收了400余名顶尖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骆利群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

2011年骆利群与实验室成员合影

选中骆利群的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据骆利群告诉我们，申请大学还费了一番周折：“每个CUSBEA学生指定向4所学校进行申请，当时我只听说过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可我连哈佛这个词都拼错了；我的第三、第四志愿分别是布兰迪斯大学和犹他大学。其实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布兰迪斯大学，但在广州集训时，教授英语的一名外国老师知道这所学校，还说学校所在地波士顿是个好地方。最终，布兰迪斯大学和犹他大学录取了我，而我选择了去布兰迪斯大学。”

与其他美国大学相比，布兰迪斯大学算是“小而富有特色”，因学生不多，每个学生能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这使初来乍到的骆利群受益匪浅。导师给了他很多独立做研究的空间。每天，用骆利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睁大眼睛发现有趣的事”。他的研究方向是“果蝇神经学”。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从果蝇身上发现了一种名为Amyloid的蛋白质，与老年痴呆症有关，“这两种物质之间的关联是之前大家没有想到的。”

在布兰迪斯攻读博士的5年时间里，骆利群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科研之路。博士毕业后，在科学界朋友的推荐下，他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始4年的博士后生涯。虽然学校不大，但与当时的其他选项相比，他更看重这里自由的学术空间，而且“从实验室的窗户往西望去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风光”。虽然在主课题研究上受到一些挫折，但副课题《“脑神经系统”在动物与人体中所产生的功能》却做得风生水起。

骆利群正式开展独立研究的地方是斯坦福大学。进入斯坦福任教并从事科研，是要拿出真本领的。一开始，校方就与他达成了两项很严苛的约定：一是校方一年仅付给他9个月的个人薪资；二是校方愿意配备给他150平方米的实验室及32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但除此之外的所有经费须自行筹集。尽管如此，乐观的骆利群却表示：“这在斯坦福这样的名牌学府很普遍，新教师拿到9个月工资已属幸运，像新入职的医学院教职员工只能拿一半年薪，甚至还有接近‘零起薪’的工作岗位。”这些安排在他看来，都是校方为了培养教师科研能力和独立开拓精神的反向激励机制，淘汰的只是那些不思进取的人。凭借深厚的科研功底与个人魅力，骆利群在第一年就申请到了100万美元的科研基金，吸引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博士生与博士后加入他的科研团队。就这样，自1996年12月起，骆利群开办了自己的实验室，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他本人也在8年内晋升为斯坦福大学正教授，并取得“终身教职”。

家庭，是支持他成功的力量来源

出色的研究成果与个人能力，使骆利群声名鹊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不少知名学府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许以教授或系主任等头衔，意欲挖斯坦福的“墙脚”。面对邀请，骆利群都一一谢绝。他说：“我非常喜欢目前在斯坦福的工作，身边的同事、学生、博士后都非常优秀，大家合作得非常默契。”这当然是一方面。另外，骆利群表示，他把家安在了气候宜人的旧金山湾区，这里有很棒的华人及亚裔社区，还有许多不错的餐馆与商店，而故乡上海就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只要10到12个小时的飞行就能回来。

在所有支持骆利群不断奋斗的力量中，来自家庭的温馨支持最为重要。早年，父母对骆利群的影响主要是方向性的，比如选什么学科、念什么学校等。双亲退休后，就像所有传统的中国父母那样，为了解除儿子的后顾之忧，从上海奔赴美国，15年如一日地帮助照料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抚育骆利群夫妇的两个女儿，使儿子儿媳能在事业上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

而夫人廖晓伶更是骆利群的左膀右臂，为丈夫牺牲颇多。两人相识于CUSBEA项目广州集训和申请赴美留学期间。当时的廖晓伶是北大毕业的生化专业才女，已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其他几所美国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因为骆利群要到布兰迪斯大学，她通过 CUSBEA项目负责人推荐转学到布兰迪斯大学，两人成为研究生同学。后来，因为骆利群放不下在斯坦福的工作，同样以优异成绩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的廖晓伶，毅然为家庭放弃留校机会，决定去企业工作，以成全丈夫的“第一志愿”。如今，她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生物技术公司——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基因泰克）的一名高管。

在其投入多年心力撰写的教材《神经生物学原理》的序言中，骆利群再次感激家人多年来的支持。他充满感情地写道：“谨将此书献给给予我生命并养育了我的父母……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Connie和Jessica。在过去几年中，写这本教材占用了我许多时间，它甚至已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的重心，在饭桌上常常提及。Jessica则常常在繁重的高中课业和课外活动之余，为该书的一些新想法和主线发展提供意见、建议。”

家庭在骆利群心里的分量丝毫不亚于他的科学事业。如今，只要有机会，他便会和家人一起外出旅行，享受天伦之乐。

2013年，骆利群和家人在玛雅古城遗址合影

“人生，不可预测才更精彩”

早已功成名就的骆利群除了潜心研究外，仍坚守教职，不断培养、指导生物医药领域的精英人才，至今已带出23名博士和32名博士后，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或成功实业家。

为了回报祖国，自2000年起，骆利群坚持每年回国，在上海、北京等地给中科院、北大、清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讲课，后来又陆续担任一些研究机构以及大学的顾问和评审委员会成员。“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进步——学生们变得更加积极投入，学术上更加独立，也敢于挑战权威。”他相信，今后的国内学术环境将会变得越来越好。

骆利群的华彩人生虽然被他轻描淡写地称为“一系列意外事件”，但其中的“偶然与必然”则是一个逃不开的哲学命题。在骆利群眼中，二者之间自然有重要联系：“好比设计科学实验，可能你想通过设计10个实验来解决1个问题，但不会10个实验都能得到明确的结果，当然也不会都失败。因此，尽管对于每个单独的实验无法预料结果，但只要认真完成精心设计的10个实验，总会有所获得。”骆利群感叹，“所以有时候小概率事件也是会发生的，如果你觉得某件事很重要，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不能三心二意。”

 2015年，骆利群在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留影

 ? end ? 

本文选自2018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环球交往”栏目，本栏目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支持，图文由该所“在美国的上海人”课题组提供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长按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