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满玥

编辑丨梁满玥

摘要

2020年的移民将以10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与家园保持联系。以澳大利亚季节性工人计划为例，该计划便利东帝汶人短期多次前往澳大利亚从事收割劳动，这种联系特别明显和重要。

在这篇文章中，我利用在欧库西一名返回的季节性工人计划工人家中进行的原始民族志田野调查，认为这种连通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要求我们重新评估我们对移民的定义以及我们对其对发展的影响的看法。

我认为，与其将季节性工人计划参与者视为移民，不如将他们视为“跨国村民”，他们的国际劳动编码了对工作和财富的理解，这些理解本质上是东帝汶普遍存在的理解的延伸，其影响是决定性的。

介绍

无论如何，国家促成的临时劳动力移民是繁荣的北半球国家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较贫穷地区的人跨越国界寻求更好生活的意愿的一种工具。引用经济学家博尔哈斯的话，国家通常想要的是工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到的是人。

如果从冷酷的劳动力市场赤字和严格边界的角度来看，签证规定可能相对简单，但如果从现实生活的关系万花筒来看，就完全不同了。

假设2050年没有人会为2022年的澳大利亚苹果大丰收唱颂歌，这可能并不过分，但就目前而言，参与收获可能会使一些移民工人能够送兄弟姐妹上学，建造家庭住房，或在异国他乡找到立足点，它的重要性将继续产生影响。

本文以东帝汶欧库西区一个劳工派遣家庭的个案研究为中心，并考虑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在半个岛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影响。我向你展示，对于我所描述的这个家庭，以及他们来自的社区来说，在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下，循环劳动力移民与其说是走出村庄的一种方式，不如说是个人从远方继续参与村庄生活的一种手段。

笔者认为：在一个孤立的小国，20年来，发展的理念主要与自上而下的倡议有关，重点是建设基础设施，培养境外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这是重要的，这可能意味着过渡到一个时期，通过加强国际联系，东帝汶农村的家庭能够投资于他们自己需要的发展形式，而不是由首都传下来的计划。

东帝汶村庄今天的工作，就像世界上许多村庄的工作一样，越来越(借用莱维特2001年流行的一个术语)是“跨国”工作。曾经以研究当地生活方式为主的乡村民族志，越来越关注于描述在全球流动和联系的时代，源于世代自给农业和狭隘政治的对世界的理解是如何持续的。

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动态的范例。从2012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效仿了过去50年在全球北方扩散的类似计划，促进了从九个太平洋国家和东帝汶到澳大利亚从事收获劳动的“客工”的临时流动。

工人由澳大利亚雇主担保，可重复访问澳大利亚长达9个月，但不能自由更换雇主，并被排除在申请永久居留权之外。在2019冠状病毒病前的2018-2019年的高峰期，约有1.2万人2参与，其中约13%来自东帝汶。

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背后的政策要求并不难理解。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园艺业一直抱怨收割劳动力持续短缺，并主张有机会引进更多劳动力。澳大利亚北部的小邻国拥有年轻、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普遍的失业率。

笔者认为：尽管澳大利亚人对吃外国人种植的食物没有任何顾虑，但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人越来越不愿意让他们有机会作为永久居民定居下来。简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是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量身定做的。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该项目中的东帝汶工人如何利用其家乡社区的集体精神习惯来寻求理解。

东帝汶人

如果玛尔塔的孙子真的从东帝汶来到了南美洲，那么他就是东帝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日益突出的外迁趋势的先锋。尽管有少数东帝汶人在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统治者的支持下出国接受教育或服兵役，但这是罕见的。

笔者认为：事实上，民族学家早就注意到东帝汶人(像欧洲人一样)是如何设想他们的土地处于世界事件的中心的——一个吸引人们而不是驱逐他们的地方。例如，帝汶中部高地的曼拜人将葡萄牙殖民者视为神话中的返乡小兄弟，他们在远古时代就被赶出了原籍地。

最近，在21世纪，各种千年运动兴起，甚至认定东帝汶是一大笔财富的来源，这些财富被用来建立世界银行。即使在2014-2015年我自己在欧库西山区的田野调查期间，许多人都认为我是在寻求侵占他们土地上固有的力量，就像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多数其他外国人一样。

对于土著来说，就像许多其他东帝汶民族一样，在外部世界的成功总是只能通过寻求与他们祖先村庄和圣地有关的土著灵魂的善意来解释。在今天，这些观点在日益增长的德顿语文学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文学的小说家和诗人往往不太关心流亡经历本身，而是对家园的强烈渴望。

向东帝汶经济中心位置汇款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东帝汶政治话语和国际观察员的认可。

尽管关于东帝汶未来的争论仍倾向于围绕石油储量的减少，到2018年，汇款是其第二大出口收入，随着石油储量的下降和东帝汶人继续出国，有可能看到这一地位有一天会如何逆转。这种情况谁也没有预料到。

在抵抗印尼占领的几十年(1975-1999年)及其后果中，东帝汶独立的希望主要围绕着发展旅游业、咖啡业和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这种方式不仅能给帝力带来繁荣，也能给其被忽视的山区腹地带来繁荣。

据设想，石油和天然气的收益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农业、教育和卫生投资提供资金。相反，这个年轻的国家成为了教科书式的“资源诅咒”——后殖民国家的精英倾向于为自己榨取租金，而不是为可持续或公平的国民经济建立基础。

这些国家拥有矿产财富，但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在东帝汶，尽管口头上说他们是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咖啡、旅游和农业都被搁置了——石油收益却被用在了昂贵的工程、高价的外国顾问、臃肿的公共服务和支付给独立战争老兵的现金上。

在撰写本文时，东帝汶是一个双轨经济，留在该国的人们要么利用庇护网络获得国家的慷慨，要么参与各种形式的半生存、低生产力农业。

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解决办法就是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在2002年5月恢复独立之前出生在东帝汶领土上的公民有资格获得葡萄牙国籍，并持有申根区护照。据认为，大约有2万人因此在英国生活和工作。

至少在英国脱欧和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这种散居人口有机地出现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一个扎根于遥远的社区的社区网络，接收来自帝汶的新移民，并帮助他们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立足。

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

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新西兰的注册季节性雇主计划或加拿大的临时外籍工人计划就是专门为避免这些风险而设计的。工人由他们的政府招聘，帮助他们就业，并前往外国农场，在那里收获水果和蔬菜，通常为期6个月左右。

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是一项严格监控和管理的政府计划，旨在保证参与者的福利，也许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和英国劳动力移民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往澳大利亚的人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未知的旅行。一旦到了澳大利亚，工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这里只是暂时的。

虽然在澳大利亚，工人通常与家庭保持联系的一段限定时间显然对个人在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角色产生了某种影响，但这种变化可能更好地描述为一种转变，而不是完全的分离——从根深蒂固与习惯性别角色、社会等级和体力劳动能力的期望转向由距离定义的贡献。

从根本上增加了获得金钱的途径，并引入了新的但不一定没有意义的虚拟生活方式。因此，要理解社会福利方案对东帝汶社区的影响，就必须了解在向外移徙成为一种生计选择之前，东帝汶村庄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认真考虑这种新的生计方式如何改变它们。

实际上，对于散居海外的东帝汶人来说，澳大利亚园艺部门受管制的短期工作和向英国临时劳工移民之间的区别似乎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重要。

正如麦克威廉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对于来自东帝汶的葡萄牙护照持有人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没有正式限制，或者移民到英国的工作类型往往是循环的，返回和汇款的模式由习惯义务形成，特别是那些与出生、婚姻和葬礼等生命周期事件有关的模式。

笔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也是循环的，部分原因是相同的，但也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有自己的理由确保工人定期和按时返回本国。霍维斯表明，在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中，平均每个工人总共访问四次，有一个小但重要的子集的访问次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或更多。

显然，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在澳大利亚的时间不只是一次冒险，而是他们为村庄和经济做出贡献的持续一部分。

这样，尽管政策制定者和人口学家倾向于通过可量化的(通常是经济的)指标来构建他们对劳动力移民的分析，对于在澳大利亚的东帝汶工人来说，就像他们在英国的同胞一样，对外国工资的追求似乎源于一种服务于他们家乡环境中的仪式和社会义务的必要性。

结论

像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运动一样，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的长期社会影响是不可预测的——产生于人类的能动性、独创性和欲望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像预测天气一样准确地预测。

尽管该计划在缓解澳大利亚农村劳动力短缺和东帝汶及太平洋地区失业方面的短期目标相对直接，但对于其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可能会受到参与者的经历、愿望和观点的影响——就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而言，这些可能与前几代移民不同，他们远离家乡的旅程意味着更高程度的错位和适应。

从某些方面来说，鉴于在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的工人能够在感情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留在他们的家乡，将他们的经历看作是他们在帝汶工作和生活的延续比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更有意义。

因此，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的工人实际上是“跨国村民”，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是东帝汶人民在一系列政治、生态和技术时代用来养活自己的集体劳动的最新体现。

就对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的研究而言，这是一个有些新颖的观察结果——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是，对于那些不具备专业的地方知识或至少不求助于关于习惯生计战略的文献来处理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一动态基本上是不可见的，并且巧妙地回答了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计划如何以及支持何种发展的问题。

参考文献